随着《邪不压正》的上映，姜文的“民国三部曲”圆满收官。然而问题来了，在三部曲面前，很多人看得很过瘾，很多人却没看懂。
什么？《让子弹飞》也没看懂？确实，《子弹》是三部曲中表面故事性最强的一部，但其中也不乏看不懂的部分。说没看懂的，一部分是聪明人。
看不懂，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对文艺作品一种比较高的评价。但电影制片人就不这么想了，他们更多考虑的是票房，而不是艺术。
好在，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拨导演，他们不会被制片人或出品人绑架，他们也不会向票房和资本低头。他们要站着把钱挣了。
《子弹》中有一场经典的“鸿门宴”戏份，三位大哥同场飚戏。细心的观众可以发现，桌上的酒瓶是透明无字的。据说，当时有酒厂找到制片人马珂，希望在这场戏中植入品牌广告，几个镜头就有几千万的收益。马珂喜出望外，最后却被姜文拒绝了。
这样的故事，换作另外一个导演，那还不得“剑南春”“茅台”一起上啊。
然而，姜文不是“其他导演”。姜文是姜文。
壹
让子弹飞一会儿
说《让子弹飞》，就不得不提《太阳照常升起》。姜文说，《太阳》是上帝送给他的礼物，《子弹》是他送给观众的礼物。前者比较接近生活的本质，后者比较接近电影的本质。
《太阳》，是一首诗，也是姜文的一个梦。如果说艺术家有什么终极追求的话，恐怕就是将自己的“梦”用“诗”的方式表达出来。简单回顾一下电影史，从苏联的爱森斯坦，到瑞典的伯格曼，再到希腊的安哲，以及塔可夫斯基，无一不是在用电影作诗。
塔可夫斯基曾说：“我对情节的发展，事件的串连并没有兴趣——我觉得我的电影一部比一部不需情节。我一直都对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感兴趣；对我而言，深入探索透露主角生活态度的心理现象，探索其心灵世界所奠基的文学和文化传统，远比设计情节来得自然。”
《太阳》，就是这样一首诗。写剧本之前，姜文做了一个梦，梦里有四个故事，他将这四个故事讲给大家听。姜文的语言画面感极强，听完后，在座的人都为之神往，觉得电影已经成了一半。这是2004年11月。
三年之后，经过资金断流而历尽艰辛完成的《太阳》终于在国内上映。这是姜文自《鬼子来了》之后七年推出的首部导演作品，他的粉丝们都抱有巨大期待。然而，看完电影后，大多数人都懵了，期待再看一部《鬼子来了》的观众陷入了莫名所以的情绪之中。除了绚丽的画面和好听的音乐之外，很多人不知道姜文在说什么。
因为这时，姜文已经进入了另一个创作阶段：作诗。
也许是由于《鬼子来了》被禁造成的“创作创伤”，姜文开始用隐晦的电影语言讲故事。这也许不是他的初衷，但却在无意间开启了一扇艺术创新的大门。就像蓝青峰被拔掉牙齿之后，才迎来了最后的伟大胜利，虽然这并不在他的预想之中。
《太阳》究竟讲的是什么，这不是本文所涉之题。简单说，它讲了1958——1976年的新中国历史，其中又加入了姜文对这段历史的表态和表白。这部电影本来的名字，叫做《太阳再次升起》。
看不懂，票房自然就不会好。于是有了三年后的《子弹》。
初看《子弹》，是在中影基地，那时候片子还没做完，里面音乐还有《教父》的痕迹。看完后，我的直观感觉是：“《太阳》之续集”——虽然有照顾观众的成分，但仍旧是一部十分个性化的姜文电影。我一度认为该片不会特别大众化，但后来的市场反应证明我错了。
相对于“诗”的《太阳》，《子弹》可以看作一部姜文的“半妥协”之作。它的表面故事特别好懂。然而，这绝不是姜文的野心。他的意图，还是底下那个故事：一个“张牧之”和“黄四郎”争夺“鹅城”的故事，一个革命成功后战友远去的故事。同样，也是一个“站着把钱挣了”的故事。
我们在张牧之身上，可以看到一股革命的浪漫主义气质。他不为钱、不为女人。他敢作敢当，他“恣意妄为”。他有着自由洒脱的酒神精神。他是乱世中的英雄，又是孤独的革命者。
据说，姜文特别想演毛润之。他曾说：“这件事是我的心病，我是想演，但我演的可能是通不过的。我觉得他可以把几万人带着迁徙，又没有补助费，像摩西出埃及一样，这种东西是精神上的。但他也很矛盾，很有悲剧性。他作为一个人物和角色是很吸引人的，超过了莎士比亚戏剧里所有角色的集合”。
其实，这部电影的全名是《让子弹飞一会儿》，在《太阳》没有获得观众认可后，姜文意在用这句台词给观众一点时间去体会，当然也是一种自我慰藉。另外一层含义则是，革命者的理想和孤独，也需要“让子弹飞一会儿”，才能更好地使人们认清真相。
电影的结尾和片头无比相似，依旧是用马拉着的火车，只不过火车上换了人，也换了目的地——那就是《一步之遥》的上海。
贰
一步之遥
姜文一出手，影评人就得死一片。姜文一出手，电影圈就会炸锅。
《一步之遥》是最好的例子。
这部电影上映后，“看不懂”已经不是主流声音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部分人对这部电影的厌恶感。“既得利益者”王公子就叫道：
对此《一步之遥》官方回应：“引发争议的是好电影；忠言逆耳的是大丈夫；文章扮演的是假武七；惹是生非的是真坑爹；落井下石的是暴发户；欢天喜地的是high影迷”。
文章是假武七，王公子则是如假包换。
《一步之遥》讲的是什么？其实第一句台词就告诉你了，那就是“To be or not to be？”
《子弹》和《一步》之间，是新中国的一段历史过渡时期。之前我们一直在谈革命，之后革命结束了，我们却开始面临“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这是革命留下的隐患，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作为一个满族老贵族，马走日是一个讲究和体面的人。大清亡国后，他没有在“新时代”昧着良心做不该做的事。他特别看重“您”和“你”的区别，他不喜欢凯撒大帝、乔治二世不体面的死法，他对完颜英说“我还是个孩子”，他为了完颜不受屈辱，不要命也要对王天王大打出手。
相比之下，武七这个既得利益者，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项飞田本和马走日同属满族贵族，后来却对他恩将仇报，成为新时代下权势的走狗；王天王欺软怕硬唯唯诺诺，充当资本和权力的传声筒；大帅和大帅夫人对付女人男人都有一套自己的战略战术，可谓一丘之貉……电影里这样的人物比比皆是，只有马走日和武六，是精神最健康的两个人。他们没有向原则低头，没有向物欲妥协，没有苟且偷生，没有成为改写历史的“同谋者”。
To be or not to be？是革命成功后的一个重大问题。经济需要发展，人民生活需要改善，但我们还要不要革命信仰？我们是这么活还是那么活？是存在还是毁灭？这不仅仅是莎士比亚的问题，也是张牧之和马走日的问题，更是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要面临的选择问题。
《一步之遥》中的上海，是一个纸醉金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妓女可以选花国总统并且全球直播；新贵族可以通过洗钱把自己从“New Money”变成“Old”，也就是从暴发户变成所谓老贵族；媒体可以对一个嫌疑犯预定有罪，然后编成戏剧或电影供大众消费；权力和媒体合谋，共同改变历史。
而马走日和项飞田，一个是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老贵族，一个是实用主义的权势新“跪族”，虽然一个走日一个飞田，在象棋中仅有一步之遥，但两人背后所代表的众多马走日和项飞田却是千差万别的两种人。
这故事是不是挺好的？但为什么大众会厌恶呢？
因为这是姜文故意的。
贝尔托·布莱希特，著名德国戏剧家，诗人。凡是学戏剧的，想必都听过他的大名。据说，此人与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及中国的梅兰芳，共同构成了世界戏剧三大表演体系。而这个人在戏剧史上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创造了“陌生化的间离效果”。
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指让观众看戏，但并不融入剧情，并以观众的焦虑、惊愕、不满等情绪来代替共鸣，引起反思。从而让观众作为一个戏外的旁观者而存在，目的是暴露和批判现实。
主流商业电影的最大特点就是让人做“白日梦”，获得沉浸式的观影体验，从而引起共鸣，这就是斯坦尼那一套。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类主流电影是通过故事或者视觉奇观，满足人们的主观幻想，从而在消费主义时代，起到让人脱离现实焦虑的作用。
然而《一步之遥》却反其道而行之，它采用布莱希特的戏剧间离效果将观众“隔离”，通过对视觉情节的陌生化和抽象化处理，引起观众对于社会问题的反思，同时引出作者的批判。如果你观看电影时产生“无法进入”的体验，那么说明姜文成功了。
我认为，《一步之遥》采用间离效果有三点合理性。第一，电影本来就是造梦的艺术，而现实本来就是荒诞的；第二，间离造成的“间接”效果，会使敏感内容不那么敏感，更易过审；第三，用现实逻辑讽刺现实。如果你对电影不安，那么也应对现实感到不安。
有人说本片生不逢时，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逢时了，电影便失去意义了。票房高了，它就失败了。因此，我更愿意将《一步之遥》理解为一次姜文的社会实验，他冒着票房失利的风险，试图探底改革开放后几十年国民的文化底蕴。
结果表明，这并不是一个大多数人可以欣赏《一步之遥》的时代，否则就没必要批判和讽刺了。姜文就是通过“折磨观众”来提醒观众：现实同样是一种折磨，而且可能比电影中更加残酷无情。
只能说你没懂，不能说你没看见。
叁
邪不压正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邪不压正》，表面是一个复仇故事，实则是李天然的成长史。
李天然是中国的新青年。他本是个生性怯弱的胆小鬼，在目睹师父被灭门之后，更加胆小怕事，面对仇人不敢下手。这种“创伤应激障碍”，难道不是经历过1840到1945年国难之后中国人的真实写照吗？
李天然前后有两个爸爸，“洋爸爸”与“蓝爸爸”，前者喜欢胡搞，并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是一群穿衣服的猴子。后者则是经历过辛亥革命，“心里就没自己”的“老江湖”。
一开始，蓝青峰想要拉拢朱潜龙为自己所用，并联合阎锡山和白崇禧举起义旗抗日。后来，他又以李天然为饵，想利用朱潜龙（封建复辟主义）除掉根本一郎（帝国主义）。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封建和帝国主义两大势力相勾结，让他的一切计划都落了空。他的车夫特务一个个被除掉，用来发声的牙齿被拔光，二十年的谋划只换来穷途末路。
关巧红是另一个重要角色，原型是一代女侠施剑翘。在两个爸爸都无法帮助李天然之后，她成了他的导师和挚友。在影片中，只有他们二人的精神世界是纯洁的，向上的。他们在远离尘嚣的屋顶世界惺惺相惜，这里天上可以掉钱，也可以吃新鲜的西红柿黄瓜，这里是接近天空的圣洁之地，也是中国未来的理想乐园。
和李天然一样，巧红经历过相似的迷茫和恐惧，一直回避着最应该做的事。但她在李天然身上，看见了暗藏的热情与朝气，她鼓励和坚定了李天然的信念，并最终引导他完成了蜕变和成长。而她在李天然的帮助下，也一步步解放了自己的小脚。最后，她消失在李天然的视线之中，但李天然需要她时，她会再次出现。
当看到李天然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时，蓝青峰也受到了深深感动。老一代的革命者面对现实不得不妥协，但最终却被革命的新生力量再次唤醒。他看到了后继有人，觉得“特别好”，并鼓励李天然去寻找自己的儿子……
两年之后，一个同样反帝反封建的人，写下了《青年运动的方向》。
篇幅所限，不再对《邪不压正》作过多解读。只是想说，姜文的民国三部曲，可以看做民国故事，也可以看做共和国的故事。第三部《邪不压正》，甚至是中国未来的故事。这三部曲，无疑是一个无法割裂的整体。
在我看来，姜文用了十年时间，用《让子弹飞》《一步之遥》和《邪不压正》，重新翻译了一遍《太阳照常升起》。在翻译过程中，又加入了大量细节和私货，反思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百年历史，以及中国的国民性。
在我看来，这三部电影，表达的都是同一个主题，那便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那便是——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都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方向和精神。
在《让子弹飞》中，它体现为打倒黄四郎，“站着把钱挣了”；在《一步之遥》中，是“要存在，不要毁灭”；在《邪不压正》中，则是通过李天然这个“新青年”的成长史，将这种“主体性”寄希望于中国下一代。
需要说明的是，从《太阳照常升起》到《邪不压正》，四部电影中的角色都具有某种联系。李不空、李东方、李天然，是历史的继承和延续；疯妈、张牧之和关巧红，代表了革命理想和健康精神；唐雨林、马走日和蓝青峰，是串起一个个故事的关键人物；而老三和朱潜龙……
《邪不压正》说：“就是为了这点醋，我才包的这顿饺子”，《一步之遥》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这是形式；《让子弹飞》说：“没有你，对我很重要”，《太阳照常升起》说：“阿辽沙，别害怕，火车在上面停下了，他一笑天就亮啦”，这是主题。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易进入民国三部曲中的姜文世界。因为姜文拿电影当酒，一部比一部度数高，而喜欢喝酒的人，毕竟是少数。
酒神的世界是飞扬的，过头了就会有点跋扈；酒神的世界是无序的，既有内在逻辑又莫名其妙；酒神的世界是自由的，尽管有些原始但最接近真相；酒神的世界是乐观的，于是不能是“侠隐”，只能是“邪不压正”。
一杯未尽诗已成，诵诗向天天亦惊。但愿长醉不复醒，与尔同销万古愁。
从诗电影到酒神电影，姜文在56岁之前，完成了自己的一桩“电影大业”。
结语
在姜文采访中，有两段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第一段是：“好电影应该是在有限的物理时间内，不断拓展它的心理时间和生理时间”。
第二段是我问的关于艺术作品如何浑然天成的问题，他说：“搞创作有点像打坐，你会逐渐让自己安静，然后你觉得世界无限广大，自己可以自由的飞腾。你看到自己越来越渺小，声音越来越远，但随时还可以抓回来。你能感觉到身体随着想法在很多地方驰骋，甚至你可以看到、闻到未来的某一个情景在那儿，很真实地闻到”。
我以为，这是真正的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