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飞龙
直新闻：《南华早报》周一刊登林郑月娥专访，她表示自己已经恢复执政的“自信”。因为香港现在有了香港国安法，有了相关安全保障，“不会让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缺口”。她还表示，经过去年的风波，特区政府的执政手法会更细腻、更精致，“她现在更有信心与决心让香港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怎么解读林郑的这番表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田飞龙 ：林郑特首讲，恢复执政自信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因为经过去年的风波，跟今年的香港国安法，以及新冠疫情，这些都是特首在既往执政经历，包括她自身的40年的公务员经历当中，从来没遇到过的重大挑战。她终于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一国”跟“两制”的完整内涵，懂得特首的施政既要对香港负责，又要对中央负责，并且懂得灵活地、更加完整地去理解跟运用。
宪法与基本法所赋予的特首的宪制性权力，（林郑月娥）懂得将香港的施政、香港的发展，与国家的战略、国家的体制更紧密结合，从中获得自己作为香港特首准确的宪制角色，并且懂得掌握分寸。
当然，经过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个人也在观察，林郑特首在处理多方面压力诉求以及冲突过程当中有一个政治成熟的过程，也有一个对一国两制深入理解的过程。特别是在施政报告当中，我注意到她更好地理解跟平衡了“一国”跟“两制”的关系，觉察到必须是对“一国”有更完整的理解，对中央的政策、对特首身份的双重性有更精准的把握，然后才能够在回应香港本地诉求跟中央管制要求之间达到新的平衡，而这种平衡感越来越好，这也是她所谓执政自信恢复的非常重要的测试标准。
当然我觉得她面临的挑战还非常大，因为新冠疫情，还有香港本地的民心民意，这样一个调整，政治生态的修复，社会撕裂的修复，还有人心的和解，教育的整顿，还有整个管制体系的重新调理，并非一朝一夕可成。
所以怎么样把执政自信转变成实际的执政能力，怎么样在政治成熟的基础上，不仅从法理跟立场上与中央保持一致，更关键的是能够更好的理解和运用特首的法定的角色跟权力来服务香港、服务国家，应该说还有很多的空间、很多的任务需要去回应，需要去承担，需要去完成。
直新闻：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论坛在深圳举行，深圳推出多项便利及鼓励措施，也是最吸引香港青年就业和创业的内地城市。林郑的施政报告也提出，会补贴到内地就业的香港青年。您怎么看两地政府为香港青年加强与内地交流创造条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田飞龙：香港青年的发展问题，其实是回归之后香港政府施政以及一国两制实施当中一个凸显性的问题。香港青年的“发展难”，青年在面临内地跟香港的竞争性发展，以及整个全球化的经济形势的变迁过程当中，确实越来越迷茫、越来越困顿。所以两地政府，中央跟香港，其实是有责任去更好保障香港青年有一个公平优化、可持续、有愿景的发展政策环境。
香港特区政府提出的对青年融入大湾区发展提供定向的、精准的、可持续的具有实际支撑意义的就业跟创业的扶持计划，我觉得是把住了其中政策的一个脉搏，这个也是特区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我相信沿着这个思路做下去，其实是有助于优化提升整个大湾区的就业创业环境。
当然它也回应跟照顾了客观上的大湾区的工资水平与香港工资水平之间的相对落差，用特区政府采取定向补贴的方式，提供这样一个平衡化的工资水准，这些所有的措施都有助于香港青年理解到特区政府跟中央政府以及大湾区有关地方政府是如何支持他们的，剩下的问题是，有什么样合适的企业和项目，有什么样具体的孵化的创意，能够去对接香港青年，同时香港青年也要做好自己的专业知识跟能力的准备，来匹配上、对接上，在与政策对接的过程当中来发展出自己的职业人生，寻找到自己成长成才的正当的途径。
直新闻：香港目前面临第四波疫情的困扰。但昨天特区政府表示，4名政府顾问都不赞同实施强制全面检测，因为强制隔离和封关，以及短时间动员都有困难。对于香港特区政府不进行强制全面检测的问题，您有什么看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田飞龙：特区政府的防疫抗疫措施，其实一直都有一些争议，一方面它确实是按照香港特区本身的法律体系，以及应急动员的体系在做，并且相对而言，香港的抗疫与西方欧美社会相比还有一些亮点存在。
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其实香港跟澳门跟内地的抗疫模式相比的话，又缺乏当机立断、果断执行，缺乏用全民检测的方式快速查找全面的完整的传染源，切断传染源，使得社会尽快“清零”。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香港抗疫的措施跟抗疫的成绩单始终处于中间位置，不能够“清零”，不能够跟内地实现实质通关的防疫水准跟条件？我觉得这其实恰恰是一国两制的差异所在。就如同特区政府自己承认的一样，很难采取一种真正强有力的措施进行全民强制检测，进行基层的强有力的管控。
因为这个是跟它自身的社会模式、制度模式，包括整个社会自由为主的价值观是相关的。特区政府缺乏一个全社会的共识跟社会文化的基础，来实施与内地相似的强制隔离、全面检测的“清零”模式。
那么对于特区政府来说，可能是要逐步在社会凝聚一种为了摆脱疫情的长期折磨，为了经济复苏、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实施更强的检测跟管制措施的共识。
有了这样一个社会共识，民心民意的多数的理解，我觉得才能够创造一种将抗疫措施推进的政治基础，否则操之过急，不顾及两制之间的差异，简单套用内地的抗疫模式，不仅特区政府做不到，而且确实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在这方面，我还是能够理解跟支持特区政府一步一步探索社会民意的共识，将疫情的防控与政治的治理、与社会认可度相结合的这样一种稳妥的推进方式。
但是特区政府可能也需要有一定的决心，有意识地去引导社会形成“清零”的防疫措施的共识，逐渐与西方欧美的防疫措施，以及防疫措施背后所依赖的基础性的假设以及所谓的价值观拉开一定的距离，这其实也是在一国两制里面，与国家的体制、国家的文化，进行融合发展的测试的议题，那么能不能在抗疫过程当中展现一国两制，对国家体制优势跟社会行动能力的一定程度的理解模仿、学习借鉴，我觉得也是香港发展自身制度能力，实现“清零”，并且尽快推动经济复苏的一个考验。这个现实措施有它的现实合理性跟制度约束性，但这不是特区政府简单维持现状，然后保守性抗疫的理由。
还是应该去聚焦推动抗疫社会共识的形成，推动“清零”模式的社会跟制度条件的形成，最终争取尽快地“清零”以及通关，使香港能够加入到国家经济复苏跟内外双循环的一轮新的周期当中，能够不掉队，这也是对每一个香港人的生命健康安全，以及经济长期发展的根本利益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