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暴是家庭不可忽视的一个破坏因素，它的产生给家庭成员带来了身体、精神伤害，严重的还可能导致重伤、死亡。由于一些人保守着“家丑不外扬”的传统观念，受到了暴力欺压，也不欲寻人帮助，这使得暴徒愈发猖狂，特别是到了当下，不仅是部分女性会受到家暴，男性受到家暴的比率也在不断上升。
家暴一旦出现在生活中，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敞开大门，让对方的恶行暴露在亲友、居（村）委会、警察等人员眼前，这样才会给对方造成一定震慑，以外力压制恶，同时形成有利的证人证言。
敞开大门说来容易，但真正做到，却有一定难度，因为夫妻生活多年，感情尚在，打开大门意味着将事宣扬出去，这有碍颜面。所以不少人受了欺负，始终闭口不言，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抱着“忍”的态度面对家暴，实则将自己的人身安全置于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
案例分享：
夏先生与杨女士相识多年，2006年8月，两人恋爱结成果子，走进民政局登记结婚，并于婚后生下一个女儿。婚前，夏先生名下有一套房产，住了多年；结了婚，经两家人帮衬，夫妻俩买下一套新房。
有了一个女儿之后，杨女士不欲再生小孩，便严词要求夏先生进行结扎手术。夏先生认为结扎对身体有害，没有答应。因此，两人为了此事争论不休，加上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感情处处摩擦，变得越来越淡。
之后，杨女士缺钱，打上了夏先生婚前房子的主意，让对方卖掉。那栋老房子陪伴了夏先生多年，他不舍得卖。结扎不成，卖房子也不成，杨女士心中积满了怨气，常打骂夏先生，多次辱骂他“窝囊”“没出息”，并扬言要杀死夏先生及其全家。发泄怒气时，杨女士还曾拿出菜刀、水果刀、剪刀等利器威胁。
夏先生担心事态恶化，搬到了婚前老房子独居。过了一段时间，他以夫妻感情破灭、家暴为由，向法院申请离婚。法院经审理，认为夫妻感情已破裂，确无再和好的可能，维持这段婚姻只会对两人有害，遂准予了夏先生的离婚诉求。
案例分析：
家暴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禁闭或者其它手段对家庭成员的身体、心理、X等方面进行摧残。家暴不仅发生在父母子女之间，也发生在夫妻之间。杨女士与夏先生属于夫妻关系，她对夏先生的打骂，对其人造成了极大的身心损害，导致夏先生承受不住，离开家门。
家暴是我国严令禁止的行为，无论是原《婚姻法》，还是现行的《民法典》，都规定了：存在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情况，法院应准予离婚。杨女士的行为属于家庭暴力，在受害者夏先生离婚意愿极其强烈之下，无论杨女士如何挽回，法院也应当判决离婚。
一家暴，就可离婚，夏先生与杨女士这段婚姻看似分得十分容易，其实不然。家暴一旦发生，不过是举起手、抬起脚，过程十分短暂，家中一般又不会存在监控，所以想留存家暴证据，比较难。
特别是当受欺一方一直保持着“家丑不外扬”的心态，他（她）忍到忍不下去了，想到诉讼离婚，但这时却发现自己拿不出来任何证据，只能扬起手臂上的伤疤，指认对方家暴，这相对难以得到法院支持，毕竟这疤是不小心跌伤，还是被打伤，无从验证。
所以，想要取得有力的证据，应当摒弃“家丑”这种陈旧理念，勇敢地向外敞开大门，这在前文也有过论述。那么，大门应当如何敞开？敞开过程中，又该如何收集证据？
首先，发生家暴，最佳选择是向警方报案。无论家暴到了什么程度，是轻亦或是重，都可以报警求助。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第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应当及时出警，制止家庭暴力，按照有关规定调查取证，协助受害人就医、鉴定伤情。警方出警，会有相应记录，包括事发时间、口供、处理方式等信息，他们的记录将成为证明家暴的有力存在。
其次，受害人可以向自己或对方单位、当地居（村）委会、妇联等机构投诉或反映，请求帮助。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第十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向加害人或者受害人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等单位投诉、反映或者求助。机构曾参与过调解，他们能帮忙出具相应证明，进而验证家暴的存在。
最后，受害人感到人身受到威胁，可请求近亲属、邻居，乃至小区保安的帮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成为证人，如果寻求帮助这个过程被监控拍下，监控内容也是一个佐证。
以上所提的，几乎都需要受害者主动敞开大门。除了这些，受害者遭受家暴之后，如果曾到医院就诊，医院的诊断证明与凭据也能视作证据；双方有过通话录音，或者暴力后写过保证书、忏悔书、承诺书等文书，也可作为附着证据；录制的事发视频、拍摄的伤情图片，也是一种辅助证据。
总的来说，家暴取证确有一定难度，但并不是无法可循。面对家暴，除了要对施暴者强加谴责，我们也需要受害者能勇敢说“不”，双管齐下，才能更好地为弱势群体护航。
（图片源自网络，仅配合叙述，侵删；原创文章，禁止搬运）
